人不能长寿健康，分析起来不外乎三方面原因：“天刑”“地杀”“人祸”。前两者属于“天灾”，人很难改变，而后者是能自己控制的。这就得出一个结论：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不健康都是自己的不良行为或习惯造成的，多数是咎由自取。

民国时期的著名中医学家谢观说，中医在汉唐之前“所重者术而已，虽亦言理，理实非所重也。宋以后之医家，乃以术为不可恃，而必求其理。”唐以前的中医学重视实用技术，也讲道理，偏重于经验复制，道理主要用来解释。到唐以后，中医学开始重视理论研究，力求先把道理搞清楚，然后解释、概括和推导实用技术。这样一来实用技术就千变万化，又万变不离其宗——技术背后的那个道理。

从重“术”到重“理”，被认为是中医学的一次大飞跃，而这种飞跃与宋明以来思想界理学的兴盛有很大关联。宋明理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探究本源，即《周易》所谓的“穷理尽性”，这一思路被运用于研究人体生命，于是就出现了一批既精通《周易》又通晓医理的大家，中医学界称之为“易医”，而明代的张景岳（张介宾）就是“易医”的杰出人物。

人体生命的根源在“先天”元气，这种元气由遗传而来，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衰弱，人到中年就衰减掉一半了。

张景岳曾说：“先天强厚者多寿；先天薄弱者多夭”，即遗传素质好则容易健康长寿；遗传素质差则容易短命夭亡。在先天禀赋基础上谈养生，“后天”才能有所作为，“后天培养者，寿者更寿；后天斫削者，夭者更夭”，遗传素质好，又对健康善加呵护，就更加长寿；遗传素质差一些，又不太注重养生，就更难长寿。同时，“先天之强者不可恃，恃则并失其强矣；后天之弱者当知慎，慎则人能胜天矣”，非常强调养生行为中人力的作用。仗着身体好而随意妄为，毁伤健康，原来的好素质也会失去；惦记着身体弱而谨慎调养，慢慢就会转为强壮，就“人能胜天”。

所以，人不能长寿健康，分析起来不外乎三方面原因：“天刑”“地杀”“人祸”。“天刑”就是天时不利，比如气候反常；“地杀”就是地利方面的不利因素，比如干旱、水涝。前两者属于“天灾”，人很难改变，但能想办法消除危害或适应变化，而后者是能自己控制的。这就得出一个结论：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不健康都是自己的不良行为或习惯造成的，多数是咎由自取。比如，困于酒者，好酒贪杯的，会导致劳损、郁结、淫溺等病症；处心积虑，思虑过多的，容易导致精气神涣散；恃强好胜或者逆来顺受的，容易损伤肝脾；沉迷功名，好高骛远，趋炎附势的，容易劳心过度而生病。

人就要注意自己的思想、行为，也就是要讲求“四慎”——慎情志可以保心神，慎寒暑可以保肺气，慎酒色可以保肝肾，慎劳倦饮食可以保脾胃。

慎情志，归根到底就是“为善”“诚信”。做好事帮助人使别人快乐、幸福，自己也就快乐、幸福；做人做官不能贪鄙，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，更不能强取豪夺；君子取财有道等等。

慎寒暑，其实就是注意天时更迭，天气变化时要小心应对，不能粗心大意，比如乍暖还清冷，就要好好将息，不要动不动就让自己感冒了。

慎酒色，现在已经有确切的数据表明，那些所谓喝酒“上脸”的人，如果饮酒不节，得食管癌的风险要比不饮酒的情况高6~10倍。为了健康，喝酒要有节制。

慎劳倦饮食，这是现代人最难做到的，总是能找到诸多借口，让自己很劳倦，让自己饮食不规律。不过，推荐的原则总是很简单，比如饮食勿偏、饥饱适宜、防劳慎色等等。